李昭瑢忽然问道：“巴格尔先生，您是蒙古人吧。”
“是，蒙古人。”巴格尔微笑回答，眼睛里闪过一点疑惑，不知道为什么李昭瑢会这么问。
李昭瑢则是说道：“我见过很多的爱国者，但是如您这般坚定的多是国族，帝国的少数族裔总是对帝国抱有或多或少的疏远。”
“是吗，在申京时候，我接触过一些禁卫、中廷的军官、官员，我觉得他们对帝国是很认同的。”巴格尔说道。
“不，他们更多的是认同皇帝，而非我们这个国家。”
巴格尔想了想说：“这也难怪，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年轻了，而帝国的民族政策多年来也一直在进步，每一代人对帝国的感情是不同的。”
“是吗，我们的民族政策有改变吗？”李昭瑢却是疑惑了。
巴格尔笑着说：“看到了吗，英王殿下，你我就不是同一代人。所以对帝国的感情就有不同。而我们的民族政策确实在发生变化。”
帝国的民族政策实际上一直很明确，在前帝国时代，也就是社团与合众国阶段，帝国的民族政策可以用文明等级论来概括，粗略的把民族分为了文明和野蛮两个等级。把拥有文字、语言，拥有国家历史的民族划归到文明的一类，反之则划到野蛮的一类。
这其实是与当时的欧洲大体类似，这个民族政策主要是为帝国海外殖民扩张来服务的。
虽然帝国从来就没向士大夫群体妥协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深入骨髓。当欧洲人在全世界跑马圈地，肆意屠杀侵略的时候，帝国在李明勋也开始了海外扩张，却在如何对待各地土著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把土著定义为野蛮，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帝国的海外扩张战略。
同样，把满洲视为野蛮，也可以提升帝国各民族的凝聚力。
而等到帝国大一统的时候，民族政策悄然发生着改变，更多的讲究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
这主要是帝国的扩张重心转移到了大陆方向，面对的是与国族相爱相杀数千年的游牧、渔猎民族，而在海外，民族政策则趋于民族隔离。
前帝国时代也是帝国海外扩张的初级阶段，各种经济作物和原材料的开发需要劳动力，因此需要奴役其他民族来保证海外领地和殖民地的利益。但是进入帝国时代，一切悄然发生着改变，帝国的大规模移民让海外领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缓解了许多。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帝国需要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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