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关键的是，赵旉无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法不责众”原则，只要犯了法，不管是多少人，都一样会依法予以惩处。但是，赵旉的不近人情却并未如他那些潜在反对者所想的那样激起民变，因为他将其当初在军队中试行并收到不错效果的“十一抽杀律”引入到了法律之中，死罪人数超过一百的，原则上只从其中抽出一百人处死，超过一千的则从其中抽出十分之一处死，这样一来犯罪者往往心存侥幸（中国人的侥幸心理尤其普遍，历史与现实中例子太多，就不多说了。），就很难齐心反抗了
这样一来，律法的打击面便大大扩展了。也正因为这样，虽然放弃那些特殊商品的专营权在短期来看令朝廷损失惨重，但是朝廷却从抄没之中获取了更多的补偿（注1），结果原本年年借债（指的是提前收取以后的各项税赋）的朝廷很快腰包就鼓了起来。
赵旉这种极端的做法自然激起了士人的普遍不满，却得到了平民百姓的普遍支持，因为赵旉特别授意法官（制度改革详见后文），在定罪时，对官吏要从严，对商贾要从轻。因为官吏的合法收入是明摆着的，抄家抄出太多无法解释的财产，就足以认定其有罪了，虽然宋代对于官吏的贪腐十分纵容，但那只是潜规则，只要上面真的想以此治罪，他们还真是没法辩解，而百姓一向最恨的就是贪官，对于朝廷此举自然是拍手称快。而如果抄家发现是清官，对于此案还来得及换人复查（赵旉制定的执法程序是先抄完家，再与初审结果对照，找不到疑点的话，才能动刑。），这样一来冤假错案出现的几率就不会太大（至少在赵旉活着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杜绝了这种可能性，毕竟还有告密制度在呢，但不是每个统治者都有魄力玩这个的，社会太不稳定可是会亡国的）。
商贾就不同了，他们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相对于朝廷、官府和军队来说），而且又很有钱，是很容易遭人算计构陷的。再说就算商人真的有罪，也是大环境逼的，不然谁愿意行贿啊？何况商人虽然现在地位不高，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下子惩治太多，也会引起社会动荡，毕竟就算朝廷能够无损地接收他们的财产，也无法保证其进货与销售的渠道也依旧畅通，而赵旉虽然不怕社会动荡，但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在获利不大（毛大大是价值观异于常人，而且那时年纪也大了，自觉时间紧迫，于是两个理想开始打架，没有分清主次）的前提下将整个国家弄得一团糟的。而且“剪羊毛”比起“涸泽而渔”，从长远来看，显然更加划算。因此这几年中全国被处死的不法商人只有
「如章节缺失请退#出#阅#读#模#式」
你看到的#内容#中#间#可#能#有缺失，退出#阅#读#模#式，才可以#继#续#阅读#全文,或者请使用其它#浏#览#器，或者来：d#a#m#i#x#s#.b#i#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