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谢和耐说过：“从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这股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已经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大家所公知的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再像前朝那样低贱。诸如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乘车等规矩早已废除，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和当官的禁令也不再执行，人们不以经商为耻。但事实并非都是如此，商人的地位虽然发生了变化，可毕竟宋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商人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贱者’的地位。
首先，商人是政府剥削、压榨的对象，也是各级官员敲诈、勒索的目标，他们依然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宋初政府确实采取保护商业流通的政策，因而商税较轻，可一旦政局稳定，商业活跃起来后，政府便不再减轻税收，甚至加倍勒索，建立起自汴京至墟市的全国商税网，不出一县有时就能碰上十来个税卡。
其次，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政府对各阶层的服饰和交通工具都有明确的规定，商人是被排在‘工’之后，是作为社会下层来对待的，乘坐的轿子都只允许二人抬。即使后来商人打破了这些规定，但是他们也是在官府睁只眼闭只眼的情况下实现的。
再者，商人可以参加科举，其实在宋初这也是严令禁止的。到了英宗时期，才有所放宽，但也不是无限制，而规定必须是‘奇才异行者’才可。所以要把自己或后辈子弟培养成才，还要不是一般的才，要是‘奇才’！这难度可想而知，同时不露声色的便把商人及其子弟一大部分人排出在外啦！
所以说一些大商人虽然通过买官、科举、联姻等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可商业毕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就不可避免的让人将他们划进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不讲诚心’的小人之列，即使他们中不乏有善举之人，可依然难以改变社会对商人的评价――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仍然很低．．．
“徐彪你还不服吗？”疏通好道路，安抚好行商们，赵柽转过头来处理徐彪，可这小子被带过来时虽然挨了二十军棍却挺着脖子仰着脑袋斜楞着眼，还是一副气不顺的样子。
“王爷，属下不服！”徐彪晃了晃脑袋说道。“王爷您愿意给这些做买卖的让路我管不着，可谁不知他们这些人都是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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