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诚在忙着整军。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然而河西民风剽悍，儿郎好勇争胜，官府又不遗余力地为那些跟随国王出征的豪杰们歌功颂德，激了儿郎踊跃从军热情。叶三郎、张士达、凌去非、西壁辉、郭侃、曹纲等等一大批年轻将校，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而赵诚毫无保留地重赏，让许多人一夜从赤贫变成或大或小的富人，即使那些不幸战死之人，他们的亲属们也得到很好的照顾。这让有志于从军的年轻人们眼热不已，中兴府外的英雄冢成为无数人前去瞻仰祭拜的胜地。
在赵诚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军队是招募来的职业化军队。这种募军制，可以让军卒脱离耕牧生产，在伍的年限可以至少连续十五年以上，成为国家的常备军，就会有充分的训练，作战技巧与经验就会较高，年纪大了也可转为平民，从事生产。但是这种募军制必然会给国家的财力造成巨大的负担，管理不当就如宋国的军队那样。
赵诚召王敬诚、耶律楚材和高智耀三人问对。何进、铁穆等武官皆在外，不是帮助卫慕练兵，就是冒着严寒巡防边关，没有人敢对边防掉以轻心。
“宋国立国之初时，军不满二十万，宋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万。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万。至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万。仁宗时，西夏起兵，又增至一百二十五。这是因为宋国朝廷每逢水旱来临，就以将灾民招入军队，以此将乱民暴动消弥于无形。”耶律楚材道，“本是仁政。但如此一来，朝廷养兵，越来越多，以至于不得不敛赋，乃至于王安石当政时不得不裁员。安石公虽有破釜沉舟之勇气，然其所行之保甲法，其立意虽好，然若所得非人。又无甚监督，民间保伍之长借机欺压百姓，朝廷的主张也就如一纸空文，既未达强兵之目的，亦让百姓反受其害。”
“臣以为，宋国兵制之弊并不在于是否是募军还是如唐时的府兵制，而在于朝廷的管军之法和番戍之制。宋国朝廷为防武夫乱国，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每逢边事。禁军外调，士卒居其地不久，既不熟悉其地利，又不堪边地天寒地冻。况且禁军番戍，道途之费，几等于三年一征。”中书令王敬诚补充道，“如此之兵，岂能一战？如此之费，朝廷岂能负担？”
右丞相高智耀道：“前朝白高夏国能于辽、金、宋环立之中立国，大率赖于军事。全民皆兵，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又每一正军又有负担一个为一抄。元昊时国势强胜。对外用兵，接连大胜。然后来亦属穷兵黩武，因全民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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